“風箏比空氣重,為什麼卻能夠飛上天?”
  “還有飛機為什麼能飛起來?”
  “再問第三個,騎自行車為什麼省勁兒,在座諸位可都是國家級優秀科技輔導員,你們講講看?”
  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國科協年會青少年科技輔導員分論壇上,原本一片死寂的會場被一個渾厚洪亮的聲音打破,70歲的老科普工作者、雲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常務理事高衡連續拋出這3個問題,與會者齊刷刷地將目光投向老人,一言不發。
  或許是一種揶揄,當天,本是以“努力創新科技教育內容”為主題的論壇,會議前半段,與會者基本是“自說自話”,講自己在某個專業領域做了什麼,或彙報各自的科普成果,似乎完全察覺不到後排打瞌睡的聽眾,還有頻繁出去的媒體記者,這讓高衡不得不反思:“即便是做科普工作的,也很少有人懂你的受眾和對象想要什麼。”
  “就像這3個生活中常遇到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搞科普的人都答不上來?很多時候,是我們不知道孩子們需要什麼。”他事後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晦澀詞彙嚇跑孩子
  有一次,高衡跟著幾位北京來的環保專家到學校做講座,那本是一個講解“水”和“環保”的講座,結果,當生物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這4個專業術語一齣,“講座就提前結束了”——專家在臺上說他的,孩子們在臺下說自己的,“就像一堂沒有主心骨的熱鬧課堂”。
  高衡還親眼目睹過一次“娃娃們跑了一小半”的場景,那時,講座剛進行不到10分鐘。而在這一幕發生之前,臺上的冶金專家在大講“磷鐵礦冶煉需要什麼條件”,以及他自己在這方面發表了多少論文和學術著作,“我都快聽暈了,那些個孩子怎麼會聽得進去。”
  “北京來的所謂科學家、專家團為什麼不受孩子歡迎?”他問。
  原因顯而易見,就像物理學家霍金在《時間簡史》序言中所說的:“有人告訴我,我放在書中的每一個方程都會使本書的銷售量減半,為此我決定一個方程也不用。然而,在最後我確實用了一個方程,即愛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我希望這個方程不會嚇跑一半我的潛在讀者。”
  晦澀的專業名詞自然也會嚇跑學生,這並不奇怪,但讓高衡困惑的是,科普講座中怎麼會出現那麼多晦澀的詞彙以及和科學普及本不相干的成績彙報。
  有種觀點認為,科學的東西本身就費解,加上科學家“過於專註於此”,往往很難轉化語音講給外界聽。這在高衡看來是對科學家和科學工作的一大誤解,“就像人們常說一切真理都起源於謬誤一樣,科學也在不斷的糾錯,它的作用無非是告訴人們目前我們知道什麼,還不知道什麼,怎麼探索那些不知道。”
  更為重要的是,真正“專註”和“集大成”的科學家往往能夠觸類旁通,利用類比去理解一些探索過程中的問題,比如用24小時比喻地球46億年曆史,那麼人類在午夜前1分17秒出現,相應地,還可以用籃球和米比喻太陽和地球,以及用蘋果和乒乓球比喻月亮誕生。
  科普怪狀: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還要用外行能夠聽得懂的話形象地解釋專業名詞,就像業內常開的一個形象的玩笑:啥叫第一產業?養牛唄;啥叫第二產業?殺牛唄;啥叫第三產業?吃牛唄;啥叫文化產業?吹牛唄。
  在高衡看來,科普應該是“專業基本理論加專業的小故事”,或者隱含在專業故事中的專業理論、原理。而一流的科普工作者就是個“翻譯”,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動作,把艱深晦澀的專業知識通俗地講給普通老百姓聽。
  遺憾的是,當下會說“兩種語言”的科學家和專家並不多。英國皇家學會的一項調查指出,就科學研究本身而言,75%的科學家認為自己能夠與公眾交流對話;但就所涉及的科研倫理問題以及社會影響問題而言,只有不到50%的科學家認為自己能與公眾交流。
  更值得國人警惕的是,東南大學學科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周建中認為這種“講不清楚”、“說不明白”的科普怪狀,已在普及的潛移默化過程中“侵蝕”到教學這一更為深入的普及工作之中。
  作為清華大學物理方面自主招生委員會主席,朱邦芬院士曾“憤憤不平”地對周建中說,他發現近些年選到的學生,對物理學沒有一個整體的概念,“學生的理解都是散的,沒有一根主線,甚至可以說是一團漿糊”。
  這正是高衡的另一個擔心:在分工越來越細的當下,人們更多地是對自己的領域研究越來越深,對其他領域卻知道得越來越少,正如牛津格言中提到的,“所謂專家是這樣一種人,他們是在越來越窄的知識面上知道得越來越多的人”,但如若真把這種思路放到科普和教學工作中,恐怕將來能給孩子講清楚科學的人會越來越少。
  合格的科學家不一定是合格的科普工作者
  距離會場不遠就是雲南著名的風景區滇池,也是我國水污染問題治理要地,高衡曾在那裡陪同幾位北京來的專家和孩子們一起講解“治污之困”。當孩子們紛紛提出“這一大盆髒水怎麼才能變清”的問題後,專家們傻眼了,接下來的一幕讓高衡哭笑不得。
  滇池是典型水肥土瘦。所謂水肥,通俗地講即水把營養都吸走了,吃得很肥,本來要養莊稼的土裡卻沒什麼養分,瘦的可憐,而水之所以肥在於含有過高的氮磷鉀。於是有人說“可以蒸餾”,也有人說“鋪半滲透膜”,但這些都被當地隨行官員一句“花費太高,財政根本承擔不了”否決了。
  還有專家說,可以用植物來吸收水裡的養分。比如,可以在水池旁開闢一個濕地,種一些植物,吸收溶解在水裡面的氮磷鉀,長到植物身體里,待某個時刻,把植物割掉即可。此時,又有人提醒,昆明市幾百萬常住人口,每天要排那麼多的生活污水,需要多少多大一片濕地才能“去肥”。
  孩子們越來越困惑,這時高衡開口了,“用細菌”。他說,當前許多污水的處理都靠“丟細菌進去”,數以億萬計的細菌很快就能飽餐一頓具有豐富營養的美味,污水廠方面只需要不停地攪拌、供氧即可。24小時後,“飯”吃完了,再把氧氣一停,細菌便“一坨一坨”地沉在水底。
  而應用到這件事上的科學道理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是細菌繁殖速度很快,繁殖一代僅需約20分鐘,另一個是細菌的生存需要氧氣。而這些幾乎都是初中生物課上的知識,“當時聽完,孩子們都笑了,這個說我咋沒想到,那個說原來這麼簡單。”
  在高衡看來,一個合格的科學家並不等同於一個合格的科普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應是“活的百科全書”,是在越來越寬的知識面上知道得越來越多的人,換句話說是一些在天文地理、動物植物、歷史文化上無所不知的人。”
  然而,如此理想化的定義在現實面前只能“低頭”:掌握這些知識的人,他們會願意去做科普工作嗎?
  在一些科普現場,人們常常見到的是,一些像高衡這樣白髮蒼蒼的老人帶著孩子們“玩”,他們還被稱作一支“從事朝陽事業的夕陽隊伍”,但這在高衡看來不是“表揚”,恰恰是一種譏諷。
  他說,一方面,冰冷的數據提醒我們,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僅有3.27%,相當於日本、加拿大、歐盟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2012年9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也曾呼籲“把抓科普放在與抓創新同等重要位置”,但另一方面,從2004年到2009年我國的科研經費總額占GDP的比例逐年增加,從1960億增長到5800億,“但是我們在這麼龐大的天文數字中沒看到有科普經費和科普方面的要求”。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有那麼多的科學家在面對孩子時,說的話和其面對碩士生、博士生,甚至是面對評委、專家同行時都無甚區別。“雷聲大、雨點小,不重視誰會去精心準備呢?”高衡說。  (原標題:孩子為何不待見北京來的專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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